目录杨绛人物介绍2生平简介2代表作品2人物评价2散文特色2丈夫钱钟书4写作背景及作品评价5《我们仨》选文——杨绛6
杨绛人物介绍生平简介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2001年，杨绛把她和丈夫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2003年，93岁的杨绛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时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时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2014年，杨绛出版《洗澡之后》，为这个故事写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代表作品散文《干校六记》、《我们仨》、《忆孩时》；小说《洗澡》、《小阳春》；译作《堂吉诃德》、《小癞子》、《斐多》等。人物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评）“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周国平评）一句话总结，就是世纪的奇女子——比她岁数大的也还有，但像她这么好的，真是见不到！（叶廷芳评）散文特色杨绛关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很受推崇，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
（集）奖，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其他还有一些散文如《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等都是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回忆文献性质的文章。长篇小说《洗澡》以不动声色的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在家庭、事业中的境遇，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描写知识分子和政治运动的小说，出版后很受学界的重视。“文革”中苦难的积累是新时期杨绛散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是近年来公认对“文革”描写角度独到的文集。在这部文集中，作者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描绘了一幅“干校奇景”，将动乱年代各种不合常情的甚至是令人辛酸的故事以一种“正常”的口吻平静道来，虽然记述的都是日常小事，但却从另一种角度凸现了“文革”的荒唐和极大的悲哀。比如：当第一批下放人员整队而出时，“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何其芳用自己的大漱口杯去食堂买了一份鱼，“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然而，作者没有在这些描写上过多停留，其浓墨重彩所描绘的则是这一群知识分子特别是作者本人与其丈夫钱钟书先生对这一环境的认同，以及在认同了之后渐趋“正常”的日常生活画面：钱钟书先生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杨绛的专职是看守菜园，防止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偷窃“干校”的劳动果实。他们默默地、无怨无悔地、尽心尽力地从事着“班长”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仿佛他们所干的一切，他们现在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劳动学习等等，都是天经地义的，本该如此的。因此，当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最初所感受的，仿佛仍是某种正常的生活情状。然而，当意识到作家所描绘的这些生活情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极其荒唐而混乱的时代背景之上时，文本所蕴涵的那种无可言说的悲哀，或作家所流露的那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所包孕的异常丰厚的、复杂的意味也就破空而来。杨绛的散文浸透着浓郁的悲喜剧因素。具体地说，是充满了一种力图以喜剧精神压倒悲剧精神的努力。她尽量用喜剧语言冲淡残酷的岁月记忆，减弱沉重的
精神压力。她喜欢用短句子，像讲故事似的又穿插一些轻松的评论和独白，还包括生活中的奇闻轶事、对话情态、闲趣琐状，充分表现了一个家庭的和乐风范，而对生活中存在的悲剧，却只是用淡淡的语调平实地叙来，丝毫看不到抱怨和泄愤的企图。杨绛不希望读者随受她的痛苦，而读者却恰恰能从她的作品中读到无需言喻的生活体验。从整体的美学效果上来看，杨绛的散文和同一时期的多数“老年作家”一样，呈现出一种活淡、平和、睿智的风格。在艺术上，语言表达简洁、凝练、幽默，结构安排比较机智，开合自如，技巧运用娴熟，不着痕迹，处处“随心所欲”，又处处颇具匠心地洒脱与严谨。总是在冷静的叙述中，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丈夫钱钟书钱钟书（1910年—1998年），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钟书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
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写作背景及作品评价文章著于1984年。这是一篇回忆性文章，作者记叙了自己从前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生活片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杨绛夫妇在那个荒唐动乱的特殊年代里受了不少苦，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失去了女婿。但是任何歪风邪气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由此，与老王的交往深深地印刻在了作者的脑海之中。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动乱年代，她在追忆动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更容易忽略苦难，而是突出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术委员李存光:"这篇文章主要在于它是一个受害者的严肃的反思，一个正直心灵的痛苦自审，一个最无责任者对自己责任的拷问。"当代孙文辉：面对每一个不幸的人我们都有愧怍，只是杨绛首先把自己浸入愧怍之海中，用"隐者"的心态去思索。能把自己的如此不幸化为幸运的人是慈爱宽容的，能用一颗温和的心去直面不幸而愧怍的人又是冷静高远的。她的愧怍，是知识分子用人类眼光、人类情怀去舔舐我们曾经的创伤去面对我们苦难后的岁月。这份愧怍，是一个无辜生命体对一切生命欠然状态的全力担荷，是作者自我灵魂的无情审视，更是替一个未曾充分反省、忏悔的时代树立的人类良知标杆。《我们仨》选文——杨绛（参看该选文有助于课文理解）
第十三节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一九六四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一九六三年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什么叫“火线入党”，她也说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从此以后，每逢“运动”，她就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她工作认真尽力是不用说的；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她直到十多年后才讲故事般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她的需求，为她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去。她带回一身虱子，我帮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山西武乡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向校长“闹革命”。十年之后，这位校长特来北京，向钱瑗道谢，谢她解救了他这场灾祸。八月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阿瑗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告诉我说，她一人单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美工组成员，擅长调颜色。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色，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衣物。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衣回师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处。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乱，可怜的钟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插不下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瑗带我们到校医院去看病打针。可是他病的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我回干面胡同取来的冬衣不够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潮。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钟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钟书渐渐好起来，能起床卧在躺椅里，能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
五岁多的男孙、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交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床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那时的钟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书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爷爷抱。钟书受宠若惊。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钟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着点儿。钟书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照顾；钟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钟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钟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第十四节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钟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钟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斯是陋室”，但钟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这件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放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钟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我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
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这年冬天，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来，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两层高，并不危险。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温馨。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因为在那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