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马说《马说》写作背景1《马说》赏析1《龙说》及译文2韩愈生平3《马说》写作背景《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之间。其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曾经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但结果是“待命”40余日，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尽管如此，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后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很可惜有“忧天下之心”的他，终未被采纳。后来又相继依附于一些节度使幕下，郁郁不得志，再加上当时奸佞当权，政治黑暗，有才能之士不受重视，郁郁不乐，所以有“伯乐不常有”之叹。 贞元十九年（803年）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因天旱人饥，上书宽民徭免田赋，被贬为阴山令。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几遭杀身之祸，后又贬为潮州（今属广东省）刺史，后遇赦回京任吏部侍郎，曾代理京兆尹。 韩愈是唐代文学改革“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主张“文以载道”，反对浮华文风，提出“惟陈言之务去”、“辞必己出”的口号。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和西汉古文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和发展，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革新精神的散文。韩愈被前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古文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跟《马说》（即第四篇）同期的作品还有《龙说》（即《杂说一》）。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龙说》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马说》赏析《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马说》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命题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有人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从唯
物主义原则来看，这句话是错误的。韩愈把它作为语言，却是发人深省的警句，是名言。因为世上有伯乐这种知识和本领的人太少。于是作者在下文正面点明主旨，把千里马的无限委屈倾诉出来。正由于“伯乐不常有”，不少的千里马不仅找不到一个好的牧马人，而是“祇辱于奴隶人之手”，受无知小人的腌气。这些宝马死于槽枥之间，其遭遇不幸、结局悲惨。没有把这些马当做千里马，千里马的死也是毫无所谓的了。“不以千里称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连同情它们的人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千里马的死表示遗憾、惋惜和悔恨痛心了。从文章表面看，作者说得透彻，却有很多辛酸痛楚还没有吐露，看似奔放，实则内涵丰富。 作者刻画“食马者”与千里马之间的矛盾，两相对照，既写出千里马的抑郁不平，也写出不识真才者的愚昧专横。千里马在无人给它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时，有时欲一展所长却有力无处使，最后到了无力可使的程度，连一匹普通马也比不上，实现不了日行千里的功能，因此待遇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马”。受辱和屈死也就不足为奇，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由于食马者的原因，千里马不能恪尽职守，还会受到责难和惩罚，往往被痛打一顿在待遇上也就越加糟糕（食之不能尽其材）。表面看“食马者”不是伯乐，不懂马语，却蕴涵着怀才不遇的人面对那些愚昧专横的统治者就是申诉也无用这一层意思。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觉得不够，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使文章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愤激。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反而让他面对着千里马不懂装懂，还说“天下无马”。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问题，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千里马，食马者却对着千里马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马。这是作者的讽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立即点明主题，用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结束，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矛盾形成一个高潮。这是韩愈凝聚浓缩手法的结果。《龙说》及译文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翻译：龙吐出的气形成云，云本来不比龙灵异。但是龙乘着这股云气，可以在茫茫的太空中四处遨游，接近日月，遮蔽它的光芒，震撼起雷电，变化神奇莫测，雨水降落在大地，使得山谷沉沦。这云也是很神奇灵异的呢！云，是龙的能力使它有灵异的。至于龙的灵异，却不是云的能力使它这样子的。但是龙没有云，就不能显示出它的灵异。失去它所凭借的云，实在是不行的啊。多么奇妙啊，龙所凭借依靠的，正是它自己造成的云。《周易》说：“云跟随着龙。那么既然叫做龙，就应该有云跟随着它啊！”赏析：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
为《马说》的姊妹篇。韩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这篇根据典籍和传说写的杂感，用意很明显：作者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说明了圣君与贤臣之间的关系，即圣君是要依靠贤臣建功立业，贤臣又要仰仗圣君的识拔才能荷重行远，如此才能相得益彰。通篇只就龙与云的关系着笔，从一个“灵”字着眼，所无一句点明本旨，可处处扣题。含蓄而又生动形象的写法，使行文委婉曲折，起伏跌宕，读来意味深远。“龙”与“云”相互依存，形象说明了圣君与贤臣相互依存。贤臣固然不可无圣君，而圣君更加不可无贤臣，说明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圣君与贤臣缺一不可。韩愈生平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先世曾居昌黎(今辽宁义县)，故亦称韩昌黎。唐代著名文学家，儒家学者，思想家、教育家。韩愈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官僚家庭，三岁时即父母双亡。就养于其兄韩会家，由嫂郑氏抚养，后其兄亦亡故，全依寡嫂抚养成人。孤独的童年生活和富有文学气氛的家庭环境，培养了韩愈刻苦奋斗和富于开拓的精神。他自幼勤奋好学，自谓："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韩昌黎集》卷十五《上兵部李侍郎书》)在崇尚古文和尊奉儒学两方面，"欲自振于一代"(引日唐书·韩愈传》)，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考中进士，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请宽民徭，被贬为阳山(今广东西北)令。遇赦还京后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又因谏阻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遇赦调任袁州刺史。此后又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卒谥文，世称韩文公。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在佛、道二教的挑战下日趋衰微。韩愈一生，即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因此他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最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论"。孟子曾根据他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原则，在其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一个从尧、舜至孔子的传授渊源系统，并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概自续这个渊源系统。翰愈接过了这一话题，进而提出儒家的"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在韩愈看来，"道统"自孟子以后就失传了，其原因在于荀子和扬雄这些大儒"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再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破坏和汉儒对"大义"的不明。于是，他便以继承"道统"自任："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J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初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昌黎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韩愈的"道统论"，以及其对"道统"失传原因的分析，包括他对整个汉儒的基本估计，为后来的宋儒全盘接受。而其自续"道统"的当仁不让之精神，则更为宋代理学家叠相摹仿。二、揭开了唐宋间"孟子升格运动"的序幕。孟子在中唐以前的地位一直不高，孟子其人，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孟子其书，也只能归入"子部"一类；此外，在两宋以前的官私文献中，一般都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大约从中唐以后起，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逐渐地，孟子的名字侧于了孔子之后，成为仅次于孔子的"贤人"；孟子其人被统治者封上了爵号，并从祀孔庙；孟子其书也被增入儒经之列，并悬为科举功令，不久又超越了"五经"而跻身于"四书"，变为中国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到明清时期，"孔孟之道
"则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这个变化过程就是"孟子升格运动"。韩愈可以说是最先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之后，与那些"古圣先王"相提并论的人，是韩愈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在《读苟子》一文中他又说："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韩昌黎集》卷十一)韩愈推尊孟子地位的理由，据他自己说主要是两点：其一，唯有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参见(《韩昌黎集》卷二十《送王秀才序》)；其二，孟子具有辟"异端邪说"的"卫道"之功(《韩昌黎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三、排斥佛、道二教。韩愈是唐代以排佛、道著称的儒家学者，他不惜得罪皇帝而公然"谏迎佛骨"，又撰写了名篇《原道》以辟佛、道二教。韩愈的排佛、道思想，继承了不少前人已有的说法，诸如夷夏之辨、浮图害政、桑门蠹俗之类。但是，韩愈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如构建起儒家的"道统"以与佛教的"法统"相抗衡；阐明儒家以"仁义"为目标的"道德"与佛、道二教所言的"道德"在本质上之差异；拈出叫、戴礼记》中向不为人所重视的《大学》一篇，把儒家"正心诚意"的"内圣之学"与"修齐治平"的"外王之道"相结合的"治心"，作为批判佛教舍离"此世"讲"治心"的思想武器。这些新的思想内容，均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吸收并发挥。四、否定汉唐时期儒生的治学风格，认为佛、道二教之所以能够在魏晋以后盛行不衰，并与儒学分庭抗礼，其内在原因就在于汉唐时期儒生丢弃了孔孟儒学的精髓，"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而唱佛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韩昌黎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因此，要复兴儒学，就应该抛弃汉唐儒生的那套学风，"《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韩昌黎集》卷五《寄卢仝》)。这一思想对北宋儒者反对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有相当影响。五、倡导古文运动以排斥科举时文。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第一人，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学大师。他是唐宋间古文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所谓"古文运动"，从形式上讲，就是要求化骈体文为散文，但在实质上，这一运动还包含着要求振兴儒学的深刻含义。因为，自魏晋以来，骈体文盛行，形式主义猖獗，作文成为贵族的文字游戏，无法表达深刻的思想，更无法成为关心社会和文化的工具。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后，首重擅长为文的"进士"，青年士子纷纷学文而放弃学习儒家经典。韩愈提倡恢复古文而抛弃骈体文这个"时文"，而其目的则在恢复儒家之"道"，"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韩昌黎集》卷十六《答李秀才书》)。这一思想到北宋发展为"文以载道"，即学古文是为了传播孔孟的"道"。六、提倡"师道"。尊师重教，这是儒家的传统，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大教育家。两汉经学昌明，博士讲学之风极盛，师道不堕。降及魏晋乱世，此风始坏，这与当时的政治分裂、战争频仍、士家大族等有相当关系(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隋唐时期"师道"仍然不兴，韩愈作《师说》、《进学解》，抨击当时不重师道的现状，提出"师"的标准应该具有"传道、授业、解惑"三方面的职能；也不应以地位、资历、贵贱、长幼来确定"师"；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愈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还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名言佳句，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等。宋代开始，中国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与韩愈提倡儒家"师道"也有一定关系。总之，韩愈是汉唐儒学向宋明儒学转折时期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其著作今存《韩昌黎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