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最近常在耳边听到“愤青”这词，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还记得几十年前那些民国时期愤世嫉俗的青年让中国风气大作，改革换代。而今的独特“愤青”让人不敢恭维，只能嗤之以鼻。民国的“愤青”毫无疑问是苏曼殊，章士钊等人，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在精神上疗治国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和鲁迅，他们因“愤”而显露的“狂”都别具一格。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开创人之一。起初，我对他的了解是一片空白，除了历史课本上所写的“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便一无所知。直到近期翻阅了他的传记，我开始钦佩这位在中国文化上造诣匪浅的“狂士”。他的狂不是一种骄傲，是敢于指出别人的不恰当之处并清楚表明对他人喜欢与否。他狂于做任何事情，赴日留学时，专门把那些找中国留学生麻烦的恶人的辫子剪掉。他的“狂”建立于他的“愤”。因为有了他的“愤”，才会有共产党的今天。唯一让陈独秀佩服的是鲁迅。鲁迅的“狂”在于他的笔下，他犀利的文笔揭示了国民的弱点，他也借笔来治疗国人的思想、灵魂。鲁迅的“愤”在于心中，“狂”在于字间，他在作品中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激愤、热情的企盼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愤”与“狂”是不可分离的。鲁迅的文字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用耳倾听，还能听出历史洪流的隆隆声。不可否认，现代的“愤青”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但在钓鱼岛事件中，中日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时，“愤青”们不顾损害他人财产，触犯相应法律法规，这种“狂”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缺少的是一种精神与文化。虽说同为“愤青”，但这两种素养却有着天壤之别。精神上的富有的确是我们现代人所缺少的。言行举止，离经叛道；行事之余，却不三思。“愤青”的精神是可取的，但行动是缺乏理性的。要爱国，先通过精神，而非物质，用理性的思想纠正错误，唤起民心。对现在的“愤青”，我只愿奉上一句：行前勤思，思乃前进，理性传递，爱国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