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遮蔽说到古文运动，不得不提的大概是韩愈和柳宗元两人。柳宗元的文章好坏自是不必多说，韩愈的散文，更是被宋代的另一位才子苏轼冠以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好评。于是文如其人，韩愈在人们的心中，也就树立起了一个长者、智者的形象。在读完他的文章之后，我自然也是不能免俗，横生对他的推崇与喜爱，然而在一日查阅其生平时，我却找到了一些他的“瑕疵”。这件事是这样的：韩愈年轻时曾立志做一名史官，并且“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然而在任职史官之后，却在其位不谋其职。有位姓刘的秀才曾写信劝他务必恪守本职，反被韩愈回信驳斥。信中充满了诡辩，不禁让人有些看不懂：这样的一个人，真的还是我们认识的韩愈吗？在这样的疑惑中，我又继续查阅了更多文人的资料，发现不止韩退之，不少巨擘都干过不少“混”事。他们的文章似乎成为了他们的包装，而他们的本性也开始变得扑朔迷离。当历史的事实冲破了主观的看法之后，我们看到的，竟是文化对于一个人人格的遮蔽。我们不禁思索，究竟文化与人格存在着什么关系。于是又是良久的思索，终于，我理出了一些头绪。我想，首先要弄清的，就是文化与一个人的道德人格是没有直接关联性的。文化人同样可以没有道德，只要他们将文化视为一种道具。文化从实际作用上来说只起到一个软性的约束作用，一个人只有读了书，对高尚的品德起了向往之情，才能在道德层面上管住自己，去做好事。相反的，他完全可以视这些约束力为无物，去做一个坏人。这种道德约束既强大又弱小，既实在又虚无。而我们却习惯于将有文化视为一个褒义词，从而凭借自己的主观去尊重文化人。从这点上看，文化之于人格，是有所遮蔽的。这样看来，似乎这些人品格的好坏与否，就已无法与接受文化的多少挂钩了。那么回到之前的问题，作为文化载体的诗文，又与他们作者的人格有什么关系呢？在我看来，这两者反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就作品看，任何一个没有思想，不具备优秀人格的人，都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南朝宫体诗一度以其文字华丽而著称，却没有丝毫中心可言。如果只是把文化作为一种工具，那么无论你再怎么会玩弄它，也不可能有所成就。后人之所以会认真拜读韩柳之辈的作品，就是因为撇开文字看，他们具有其独具一格的思想境界。韩愈是个有深度的人，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一心为社会发展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于是他的诗文成为了他吐露自己思想与观念的最佳载体，而诗文也就自然而然地承接了他的人格，这点，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似乎不难看出。那么，又为什么会出现我一开始的疑惑呢？我想，更大的可能还是人的多面性。任何一个人都是多面的，即使是一位大师，也有他世俗、粗鄙的时候。人是社会性动物，除非你能够置其他人于不理，否则你就必须要学会迎合他人。而中国的文人在儒家“入仕”的体系教育之下，更是愈发想要融入这个社会。而在践行自己高尚的人格与理想的同时，他们也就显得更容易被污浊。韩愈之所以如此，本质上只是为了生存。而我们却从点看到了面，误认为他的举动揭露了他文不如其人的本性。这点恰恰来自于我们主观的误读。其实，文人也只是普通人，也要吃饭睡觉拿工资，一味地以圣人的标准去评判他们的言行，确实是过于严苛了。事实上，文往往只是如其人，而不是像其人，他们可以高度浓缩投影出一个人的人格，却不能代表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文人因其佳作而出彩，佳作也在这种高尚的人格之下，显得更加耐看。文化的遮蔽，从根本上来谈，往往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